在河西走廊腹地的高台县宣化镇，乐善村的晨光里总飘着秦腔的余韵。四十余位身着彩袍的演员便踏着六百年未变的鼓点登场——这便是被称作“天下第一秦腔戏班”的乐善忠义班，从明洪武年间至今，他们的锣鼓声从未因朝代更迭、岁月流转而沉寂。
一抔黄土里的戏脉:从戍边声腔到村落基因
乐善村的秦腔根脉，深扎在河西走廊的屯田史中。明洪武五年，宋国公冯胜驻军镇夷城，带来的不仅是戍边的旌旗，还有随移民而来的“秦声”。这些半农半艺的艺人在乐善堡搭起戏台，将秦代说书的余韵、民间说唱的鲜活揉进唱腔，最终凝结成“乐善忠义班”的雏形。1953年，关帝庙旗杆顶的账簿揭开了这段往事:“洪武十一年整建乐善忠义班”的字样，将戏班的历史定格在600余年之前，比公认的秦腔形成年代早了两个世纪。
“乐善”二字，恰是戏班的活态注脚。这里的艺人亦农亦艺，春种秋收时扛锄头，节庆庙会时披戏袍，登台唱的是《出五关》的忠义，下台做的是济贫扶弱的善举。在乐善村老人们的记忆里，戏班的存在早已超越艺术本身:四月初八演《求雨戏三湖》时，全村人会带着五谷杂粮来戏台前祈福；五月十三的《出五关》更是雷打不动的约定，哪怕演员在千里之外，也要赶回来赴这场与关公的“约会”。这种将戏班活动与村落生活、民俗信仰深度绑定的特质，让秦腔成了刻在乐善村人骨子里的基因——连三岁孩童都能吼上两句《铡美案》，七八十岁的老人能把《金沙滩》的唱词倒背如流。
戏班的传承，藏在眉子碗的釉色里，在庄王爷的供桌上，更在师徒相授的虔诚中。那只已传了200多年的眉子碗——碗沿的磕碰里，浸着无数艺人的脂粉与汗水。演出前上香跪拜的木质庄王爷，据说是戏班初创时的旧物，六百年间见证了无数次“化妆前先正心”的仪式。这种家族式、村落式的传承，让忠义、节孝的剧目主题，顺着唱腔流进了乐善人的血脉:第17任班主盛万成说，他们唱《出五关》唱的是“做人的骨气”，演《铡美案》讲的是“乡里的规矩”。
烟火气里的坚守:从江湖戏班到精神纽带
乐善忠义班的戏台，从来就搭在生活里。农忙时，演员们是挥锄头的庄稼汉；农闲时，秦腔传习所便成了全村的“精神祠堂”——老人叼着旱烟袋听老调，孩童扒着戏台沿学亮相，返乡青年举着手机直播，让苍凉的唱腔顺着网线飘向更远的地方。每月一台大戏的约定，他们守了六百年:哪怕台下只有仨俩老人、几个顽童，也要把《金沙滩》的豪情、《天门阵》的悲壮唱得震天响，仿佛要用声浪把这片土地的记忆震得更鲜活些。
这种坚守藏着不为人知的韧性。殷翠萍17岁拜师时，每天天不亮就对着镜子练眼神，把《铡美案》里秦香莲的悲戚刻进骨子里；现任班主郭万银为留住演员，甚至当起“红娘”，促成四对夫妻演员——戏班里的默契，早已从戏台延伸到灶台。可危机仍在暗处:年轻人被多元娱乐裹挟，听不懂方言唱词便疏远了戏台。盛万成琢磨着在戏台两侧装字幕灯，让“西秦腔二犯”的古老曲调，能被握着智能手机的手轻轻点赞。
更动人的是戏班与村落的共生。乐善村虽已分为三个村落，但秦腔仍是无形的纽带。每年春节，数百村民围坐戏台前，听着熟悉的《出五关》，仿佛又回到儿时被爷爷驮在肩头看戏的年月。70岁的戏迷王老汉说:“没秦腔的年，就像饺子没蘸醋——寡淡。”这份情感，让戏班在娱乐方式更迭的浪潮里，始终有一抔温热的黄土可依。
老调新唱:六百年戏班的时代答卷
在乐善秦腔传习所，泛黄的手抄戏本与锃亮的直播设备奇妙共存。展柜里，200年的眉子碗与600年的庄王爷木雕静静陈列，它们身上的包浆，是比任何文字都鲜活的传承证明。而在展柜外，盛世祥正教着小学生甩水袖，孩子们稚嫩的唱腔里，已有了几分《求雨戏三湖》的顿挫。
张掖市民俗专家任积泉曾说:“乐善忠义班的价值，不止于‘天下第一’的名头，更在它活成了一部流动的秦腔史。”当其他古老戏班在时代冲击下消散时，这个亦农亦艺的群体用最朴素的方式延续着文脉:用家族传承守住根，用村落认同聚人气，用字幕灯、直播等新形式搭桥梁。他们知道，秦腔不该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要像村口的老槐树，在新时代的风里抽出新枝。
暮色中的乐善村，最后一段《铡美案》的唱腔渐歇，戏服上的金线在余晖里闪着光。盛万成望着收拾戏台的年轻演员，忽然想起师傅说过的话:“咱这戏班，唱的是忠义，传的是人心。”六百年的锣鼓未歇，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坚守里，藏着中国人对文化最深沉的敬畏——不是把传统供奉起来，而是让它在烟火气里，生生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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